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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小三线人记忆中的原古田医院(下)
发布时间:2019-06-12 10:52:19 来源:下载宝马棋牌游戏-下载手机棋牌-下载游戏棋牌点击:63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小三线原古田医院陈正康的口述史文章,听他讲述故事。

  采访者:陈莹颖(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整理人:陈莹颖

  采访时间:2018年6月24日下午

  采访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肿瘤防治医院会议室

  4. 群体性救援和个性化救治

  第四件事情是群体性救援和个性化救治。我们医院主要是负责宁国、旌德,还有临安这三个地区的医疗救助。一般遵循就近原则,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果他那里有需求,哪怕再远我们也要去的。如果他们打电话来求救了,那么不是他们被送过来,就是我们要去接。譬如,1984年6月2日,上海往返黄山茶林场的长途大巴翻车救援。出事地点就在刚才说的胡乐去旌德途中那个“之”字形陡坡那里。因为下雨之后土质酥松,大客车走在弯道外侧,右侧后轮处在垮塌的公路边缘,结果大客车后轮下滑“屁股”先下去掉下悬崖,车子打了一个滚,当场死伤十多人。医院接到电话通知,立即腾出急症室和门诊大厅,在做好施救人员和施救设备调配的同时,出动全部救护车和卡车,来回奔波,把死者和伤者全部接来医院,投入紧张的救治战斗。那种紧张忙碌的场面,和战场抢救毫无二致,当时上海《新民晚报》有整版报道。当地村民也没有抢险经验。有的人是被汽车压住,他们(此指当地村民)是怎么救的呢,用很粗的麻绳拴到汽车的窗户或是凳子上,“一——二——三……嗨”往上拉。那么应该要及时地把压在底下的人拖出来才对啊,可是 “一——二——三……嗨”之后,底下的人还没有被及时拉出来,车子再次压下去,结果又被压一次,本身没事也就有事了。

  当时出了这个事情以后,由于附近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只有古田医院去。从接到电话到到达出事地点大概是半小时。这件事情以后,上海的公交领导给我们医院每个职工发了一个奖杯,我这里有照片,姚乐平(这次采访的主要牵头人)那里还有实物。我们到宁国出差差不多也有50华里左右,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搭上海班车方便多了,只要事先打个电话,说要去办个什么事情。“行行行”,客车师傅都会把我们免费带过去。图为上海公交部门颁发给古田医院医务人员的奖品

  后方的四个医院——瑞金、古田、长江和天山医院,少有专家联合会诊的情况,我们更多的是和上海仁济医院会诊,一是电话联系方便,二是人员也更熟悉,我们本来就是从仁济医院出来的麽!又譬如,黄山茶林场职工朱建坤山火烧伤救治。黄山茶林场开荒烧山,有一个叫朱建坤的职工大面积深度烧伤,鼻子都烧得没有了,送到我们医院来,医院动用一切力量,并及时向上海瑞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求助。当时我们医院烧伤这一块的医疗力量是不够的,而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是全国著名的,当时也过来了专家,我们也与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电话会诊。医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虽经20多天的日夜奋战,终因绿脓杆菌感染未能挽回生命,但作为白衣天使的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后来黄山茶林场给朱建坤开追悼会的时候,医院委派我去参加追悼会,我在追悼会上做了发言。那次去黄山茶林场,我是坐上海农场局的车,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轿车在去往旌德方向的半路上,撞了一只麂,就是皮鞋厂做麂皮皮鞋的那种,既不像羊,也不像鹿,当地人叫它叫“四不像”,大概有二十多斤。当时我们的大光灯一打,它就懵了,结果撞到车头又崩了出去,驾驶员下车把它丢到后备箱里,第二天炊事员用它红烧了一大脸盆。

  这个职工是当地人还是上海知青。茶林场的人大多都是上海知青。那发生这类烧伤事故是因为烧山开荒,一般来说就是把山上的灌木、杂草之类的砍倒、晒干,然后再烧。烧山这个东西是很有讲究的,第一要看风向,要逆风烧不能顺风烧;第二要从山顶往山脚烧,顺序不能颠倒;第三要留出防火带,空白区域不能有杂物,干的湿的都不行,确保点火后从山顶逆风往下烧的时候不会引起别的地方也烧起来。但是,听说这个小青年因为个人原因迟到了,赶紧就往那边跑,可这时烧山已经开始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被烟火熏倒而烧成重伤的。抢救朱建坤我们日日夜夜连续奋战二十多天,虽然没救过来,但是花了很大力气。

  再譬如,无数次的危重伤病员救治或接生。我院传染病区曾收治一位脑膜炎男病员,住院期间,经多科室会诊,确认并发DIC(广泛性血管内弥漫凝血),在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下,这种病人治愈成活率极低。我院由沈医生(现供职于上海瑞金医院心血管科特约门诊)带队救治,医院检验科积极配合,每2小时提供一次“鱼精蛋白付凝固试验”检测报告,医务人员夜以继日每天24小时不间断守候救治,最终奇迹出现,病人转危为安获得新生;1971年4月18日上午,一位羊水已破发生难产的当地产妇被用独轮车推送来古田医院,事关两条人命,产妇家属焦急万分。我院妇产科汤主任等医务人员立即投入抢救。经过几小时煎熬的等待,婴儿呱呱坠地,产房报来母女平安消息,医务人员和家属皆大欢喜。为报答古田医院的恩德,大大咧咧的产妇家属方宇昭激动不已,给女婴取名方古田。好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古田”现已年近50,其女儿也已27岁,一家人幸福美满,住宁国市甲路镇;方宇昭今年70多岁仍健在,住宁国市胡乐镇霞乡村,提起往事,方老仍对古田医院感激不尽;还有浙江临安岛石坞采石场农民工因操作失误,造成严重炸药炸伤送来古田医院,经抢救脱险,在当地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在医院筹建时期,有一天晚上,胡乐当地送来一位急性阑尾炎穿孔病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普外科的蒋、姚两位主任当即于简易工棚内,用沸水消毒医疗器械,在两支手电筒光照下施行手术,旁边同志搧着蒲扇驱赶飞虫,犹如战地救护,最终捡回了一条人命。还有一次我院胸外科蒋主任与后勤组小周等人去安徽淮南出差,巧遇外伤病人抢救,当地医院束手无策,好在蒋主任的同学在该院工作,人命关天,救人要紧,蒋主任当仁不让,脱下外衣,套上手术衣就上了手术台,硬是把那位危重病人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此事当时在《安徽日报》上了头条,据说上海《解放日报》也有报道。由于当地的流传加上报纸报道,致使古田医院在淮南地区声名鹊起,同时也密切了古田与淮南市相关部门的交流互助。

  像这类突发事件的危重病人抢救是很多很多的。又如,急诊义务献血。平常医院有一支义务献血队伍,碰上大数量或大出血病人时,医院可以派车去旌德县接献血者,但在紧急情况下,只能动用内部“血库”。医院广播台随时全院广播,立马就有同血型本院职工前来义务献血,我本人都献血二次以上。有一次抢救一位脑外伤病人,在万分紧急之际,主刀医生薛主任和麻醉科张医生立即走下手术台自己献血,然后再上手术台继续施行手术。

  来医院就是为了开病假单,这些事情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少的,因为医院也有规定,不能瞎糊弄。我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不多的。而且越是前期,人们的素质越高,社会环境就是这样。

  工厂里的工人基本没有职业病,很少遇到有毒有害情况,同矿山等工作单位不同。相反,医院一些岗位反而有职业病,譬如X光检验和同位素检测等,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员另有营养费,退休年龄也提前。有趣的是,一些三线职工看病情绪是很高兴的。有的人确实是有病,这个当然是要看的,可有的是稍微有点伤风感冒这样小毛小病也来医院,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还有谈恋爱的需求啊,医院里小姑娘多!还有就是三线厂的人来看病,虽然他们条件也比较艰苦,毕竟要坐这么久的车,有人如果晕车的话,也是很难受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比当地老乡来看病要神气多了,三线厂的职工来看病,很多是从车上跳下来的,而当地老乡来看病很多是抬进来的。

  医院虽然是1970年6月26日开始门诊,但在此以前医生们一进山,当地人一听说上海要在这里建医院,就已经有人找上门来看病了。并不是说6月26日那天才开始看病,那天不过是正式开始了门、急诊。出诊的情况在医院筹建之初有存在,但是6月26日开始门诊以后,这种情况就基本上没有了。农村地区一般是外伤感染病比较多一些,有的科室可能会比较偏,病人相对较少。但后方的医疗任务基本上也是不轻的,而且有大量的当地病人。我估计病人中,当地农民占到一半左右。有的病人甚至是从蚌埠、淮南、浙江、江西慕名而来的。

  当地老乡来看的主要都是常见病。当然有的病,也是那里独有,而上海地区没有的,譬如血吸虫病,上海就比较少见的,上海农村也很少,但安徽那边就有。血吸虫病的宿主就是钉螺,到后期会变成肝硬化,甚至肝腹水、肝昏迷,然后就完蛋了。在上海,我在大场飞机场看到过钉螺,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是因为外调到大场飞机场看到的。山里还有肺吸虫病,肺吸虫病主要是因为吃了小溪里的石蟹,这种蟹是带有肺吸虫的,关键是很多人只用烧酒和盐腌了吃,腌又没有腌透,吃了就很容易感染肺吸虫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医院专门组织了人员进行调研,前面我也提到,医院派人到140多公里以外的黟县住下来,搞调研,把实物带到医院来进行检验,并用动物进行实验。教授、副教授们据此进行科研、写作论文,除了想办法发现它,研究它,医治它,还要进行预防,既要治,又要防。

  医院的整个运作过程当中,欠费当然有的。能收当然是要收回来,可大量的是根本要不回来的,最后也就作坏账处理了。绝大部分的病人欠费是发生在住院期间,因为病人预付款已经缴了,病人已经住进来了,甚至有的预付款都没缴也住进来了,医生都是先医治抢救了再说,都是抢救第一。一般来说,到后期,如果医院知道病人没钱缴费,都是让他住到出院,医院是绝对不会把病人赶出去的。但是在用药方面会有一定分寸。不像现在,必须先缴预付款,那时候都是病人第一,医生是救死扶伤,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危重病人进来都是先抢救过来再说,当然医院在用药方面是有分寸的。但不管怎样首先是要维护生命,这是第一位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先施行抢救。

  最难忘的还是唐山大地震的救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个唐山市被夷成一片废墟,地震罹难场面惨烈之极世所罕见,又值8月盛夏酷暑,灾区卫生环境简直难以想象,腐臭掩鼻,苍蝇成群,上个厕所你都不敢蹲下去……这种环境如不及时扭转极易形成瘟疫流行。

  医院根据上级要求,在大量医务员工积极申请报名的基础上,抽调精兵强将,及时组建2个医疗队,我当时也去到了现场。我们属于上海市第二批医疗队,后方卫生系统共计6个医疗队140名医务人员参与其中。上海市第二批医疗队专列除了1200多名医务人员外,还带去了4吨药品、几万顶蚊帐和其他物资。我们由工宣队队长李绍白领队,于8月4日乘坐专列从上海出发,经过30小时左右行程,当时在北京有停车待命。于8月6日凌晨2点进入离唐山市60公里,被毛主席誉为“穷棒子精神”之乡遵化县新店子公社,王国藩同志是这个县的第一书记。凌晨两点,我们便下车搭建帐篷,稍事休息,天亮即投入救灾工作,那时余震仍时有发生。8月13日,我们又转战人口最密集,受灾最严重的唐山市路南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治伤员、巡回医疗、治疗大量胃肠道感染者(因为地震一开始的时候是大量的外伤病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天气炎热,环境极差,胃肠道疾病随之爆发。说实话,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加强卫生宣教、喷药灭菌整治环境、控制各种疾病的流行和传播等等,既门诊又出诊,有病治病,无病慰问。光我们古田医院的两个医疗队,就走遍了遵化县新店子、团瓢庄两个公社的46个大队,慰问了4万多农民兄弟姐妹,治疗了3000多名轻重伤病员。来到唐山市路南区后,医疗队又走遍了108条大小街道的每家住户。我本人也有幸参与战斗,睡闷热的帐篷地铺、喝白开水、吃压缩饼干,起早摸黑……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人人都争先恐后抢着干。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医疗队的大部分队员也都患上肠道感染,但仍然是一边吃药一边服务灾民,坚持战斗在第一线,经历18天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于8月22日离开唐山返回上海。回来以后我又参加后方卫生工作组组织的抗震救灾专题宣讲队,跟随我们医院的党总支书记王兴山,去后方军工厂作专题宣讲。其后正值毛主席逝世,就中止宣讲返回医院,进入悼念毛主席的活动。

  

  (照片文字:人定胜天)(照片文字: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纪念)

  5.力所能及支援当地建设发展

  第五件事情是力所能及支援当地建设发展。我们除了多次派发医疗队上山下乡义诊、巡回医疗,指导和参与农村“二管五改”之外,也在当地积极开展血吸虫病、肺吸虫病和老慢支疾病的调研和防治,宣教和指导当地群众灭钉螺、不吃寄生蟹(石蟹)和控烟,尤其是未经加工的土烟。当地农民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总是抽自己做的土烟,里面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更多更厉害。

  在肺吸虫病防治时,我们的医务人员叶永祥、林龙娣、徐黎黎等曾来到远离医院140公里以外的黟县山村,进行驻地调研,黟县就是安徽徽派建筑古民居典型代表地宏村、西递那个地方,当时我们读不出来,就管它叫“黑多县”。又譬如,我们也去附近生产队帮助当地农民春播栽秧与秋收割稻。栽秧割稻,我是不怕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乡下出生的,我都会。农民都说,“怎么这些上海佬什么农活都会干!”我心里暗笑——我本来也是农民啊!中午休息时分,医院食堂的大师傅会把午餐点心一直送到田头,大家吃完午餐稍事休息又继续干。再譬如,医院职工也曾先后三次参与扑灭山火的战斗,其中两次在医院附近山头,还有一次是开着大卡车去曙光电料厂附近山头,虽然一个个弄得汗流浃背、灰头土脸,活像叫花子,有的连衣服也钩坏了,胳膊腿脚也划破了,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当了几次真实意义上的消防员,保护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还比如我们也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在小宿舍那条山沟里,种植了一片杉树林,现在早已长大成材。

  6.职工业余生活的点点滴滴

  医院各个班组都有“五七田”,也有个人开荒,既改善生活又锻炼身体。班组“五七田”收获的蔬菜直接送职工食堂。有一段时间,我们“五七田”种的南瓜,老是被野兽吃掉,我们就请当地农民和我们一起,在漆黑的夜里守候在山脚边,结果用土枪击毙了元凶——原来是浑身长刺的豪猪,不过这豪猪肉土腥味特别重,味道真的不怎么样!

  农村长大的个人大多会在山脚边砍去杂草翻松土地,种上各种蔬菜,青菜雪菜青茄子,黄瓜南瓜小辣椒,豇豆土豆四季豆,芝麻花生西红柿,一年四季应有尽有。下班之后和星期天正好下地松土施肥,星期天也可以上山下乡去老乡家串门。当地老乡十分好客,进门一杯绿茶、一盆炒南瓜子总是有的,中午还会留你吃饭,土菜腊肉配白干,也很有情趣。休息天还可以上山拔竹笋、挖野菜,下河捕鱼、捞虾、捉螺蛳。医院男青年中的很多人都是合格的小木匠,你看姚乐平,他的木工也做的很好的,五斗柜啊、箱子啊、大衣橱啊……都是自己弄,多数男青年结婚家具都是自己打造,从下料、加工、装配到最后油漆一气呵成。我们也多次由中医科医生丁学屏和中药师梅占善带队,利用周休时间,自备干粮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现在还依稀记得那些药名。如黄精黄芪大青叶、八角金刚半边莲、白花蛇舌(草)牛蒡子等等。汽车队旁边的篮球场,也是职工业余生活的主场地,不管是领导、科主任医生还是后勤工人,经常在一起练球、切磋球艺,医院篮球队也经常与隔壁邻居——260通讯站篮球队及附近三线厂篮球队(比如曙光电料厂、韶山机器厂等)进行友谊赛。这块场地也是排球、羽毛球爱好者的乐园。医院足球队曾二次参加上海市“陈毅杯”比赛,也曾在二医系统足球比赛中荣获冠军荣誉。每逢盛夏时节,喜欢游泳的职工可以乘坐医院大卡车去附近水库戏水游泳。有一次去游泳的时候,我们电话间的女职工周女士,说她自己原来在游泳池工作过。她来到那个山脚边,“扑通”一声就跳下去,没想到这个地方是个深处,只见她两手乱舞在水里扑腾,眼看头部要没入水中,而且水库的水特别凉,好在我在旁边,说时迟那时快,立马一把拉住她,我后面的职工再拉住我,把她拉上岸来,真的是差一点就出事。从此之后,每次去游泳,我们都在浅水区划定红线,用漂浮物明确标记。图为一九八四年六月古田医院足球队专程回沪参加上海市“陈毅杯”足球赛合影

  1977年冬天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医院领导为提高青年工人的文化程度,组织了文化补习班。由医院里有教学经验的高年制医生当老师,很多青工在补完初中文凭后,利用业余时间自习高中文化,通过自学考试获取高中文凭,有的在回上海后又进入业余大学继续充实自己。可以说,古田医院的业余生活还算是丰富多彩、充实有趣的。

  

  图为原古田医院住院部入口处,近处是住院大楼,远处是小卖部

  第四部分? 誉满皖南? 留下美好印象和回忆

  古田医院的声誉在皖南地区是不错的,“上海医生态度好、技术高”有口皆碑,也有“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等大量锦旗或感谢信嘉勉,难产获救的婴儿取名“古田”以表感恩,我刚才也说了那是一辈子的感恩啊。作为古田人我们充满自豪。虽然当地农民统称上海人为“上海佬”,多少带有一种羡慕妒忌恨的意味,但对医务人员还是很尊重的。古田医院撤回上海, 既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求,也顺应了广大职工回城发展的急切愿望,当然也解决了家庭困难职工的现实需求,即使是进山时还是年轻人的我们,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且都已成家立业,也产生了新的家庭困难需要解决。而当地的众多老百姓对古田医院撤走是很留恋不舍的,他们说“三线厂要撤让他们撤走好了,医院我们需要啊!”惆帐、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1986年撤回以后,我没有回仁济医院。可以这么说,如果仁济医院是“父亲”的话,那古田医院是他的“儿子”,仁济医院又是二医大的“儿子”,我相当于是回到“爷爷”那里去了。当时正在搞经济领域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我被借调到二医大纪委下设的“经打办”去了。后来“经打办”撤销,我就直接到了纪委,工作了三年,又在监察审计处呆了三年,后来在校办产业呆了六年,最后在后勤部门又呆了十年。图为被采访人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监察审计处工作证

  我觉得在那里工作生活十五年,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对我个人而言——值得!在那里条件虽然是艰苦一点,但是在那里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是可以的,毕竟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比较喧嚣,那里相对清静。到了春天,真的是鸟语花香;夏天也真是热啊,踩在石头上,是滚烫的感觉。但在那里十五年还是值得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最艰苦的地方也是最锻炼人的地方。

  

  图为一九九九年古田医院职工联谊会合影

  

  图为二零一八年古田医院职工故地重游合影

  本文使用照片均由陈正康先生提供,在接受采访之外,陈先生还热情帮助修改文稿并提供大量珍贵照片,在此向陈正康先生及对本次采访给予帮助的多位原古田医院医务人员吕建英、王友娣、姚乐平、瞿潮英、陈正法、廖长荣、周培松、梁素英、张林妹、徐黎黎、黄伟琴、丁能敏、朱锡成、高明、吉凤宝、王建国、储六月、朱彩云、陈锦华、汤希伟等表示衷心感谢!

  陈正康,1950年出生,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71年6月5日作为“下放工人”子女顶替招工进入古田医院,先后在医院政工组、党总支办公室任办事员,兼任团总支委员、医院基干民兵排排长、后勤党支部委员,在古田工作、生活15年。1986年4月返城回沪,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期间通过文化补习,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又在校内多次调动工作。历任纪委办公室科员、卢湾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校监察审计处办公室科员、校分部行政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校后勤处膳食科副科长、校物业公司总经理等职。2010年11月退休。

  ( 本文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